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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主义的东亚弔诡

亚洲弔诡

或许是,也或许不是。因为抗拒个人主义的,不只美国的印第安人、海军陆战队员、中西部居民:东亚人亦然。诚如在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教授汤玛斯.塔尔海姆所製的图表里所会看到的,国家的确随着更加富裕而更加深个人主义。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的人均国内生产毛额如今高出欧盟许多国家,但我们却发现一个「东亚弔诡」。

没错,东亚诸国已变得较个人主义,在某些情况里,个人主义程度更是大增。例如,作家戴博拉.法洛斯(Deborah Fallows)描述了她在中国上汉语课的一个情景。当时,老师问学生相信什幺,轮到法洛斯回答时,她反问台上的年轻老师相信什幺。结果,老师以有力语气回答「我信我自己」,这可是几十年前在中国没人会说的话。而在其着作《野心年代》( Age of Ambition)中,作家埃文.奥斯诺斯(Evan Osnos)详述了1978年市场改革后中国人的创业精神重新爆发的现象。

个人主义的东亚弔诡Thomas Talhelm提供|

不过,有时,巨核自我的目标,却是透过明显灵活自我的方式来达成,一如上面那张图表里的不规则四边形所表明的,在东亚,互赖性并未消失。这不是过去的那种互赖。以日本为例,如果你以为日本是个自古以来始终讲究顾全大我、牺牲自己的国度,是一种充斥着温顺的艺妓与绝对服从命令的神风特攻队员的主题乐园,那就大错特错。不妨看看兴建成田机场一事所引发的庞大抗争:

日本的离婚率(个人主义指标之一)自1960年以来已增加了两倍,如今因为结婚人数变少,成长率才变缓。如今甚至有些日本人说,若要在参加重要的商务会议和探望垂死的父母间择一,他们会选择前者。

但在此同时,无条件的爱父母、夫妻关係、社会和谐仍然受看重。根据科廷大学(Curtin University)心理学家滨村武(Takeshi Hamamura)2012年所做的调查,社会义务受看重的程度提高;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则降低。此外,就年轻人来说,比以往更重灵活自我那种苦学苦干的精神,而在某些个人主义测试里,日本人的回覆呈现很有趣的複杂面貌。

送笔调查

以「送笔调查」这项权威性研究为例。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心理学家金熙贞,按照这项简单实验的最早作法,在旧金山机场请人回答一份问卷。填完问卷后,即送一枝笔作为谢礼,并拿出一组笔给对方挑选。这组笔包括四枝橘色笔和一枝绿色笔。填卷者的选择,明显反映出文化的差异:具有个人主义背景者一般选择独一无二的那枝笔,而具有互赖背景者一般选择较普通的笔;即使把颜色调换,变成四枝绿笔、一枝橘笔,亦然。

在此应可指出一点,即在这项调查里,一如在我们会谈到的所有调查里,并非所有美国人都可归类为个人主义者。例如,诚如美国西北大学凯洛管理学院(Kellogg School of Management)心理学家妮可.史蒂芬斯Nicole Stephens)所证实的,中产阶级美国人往往偏爱独一无二的笔,劳动阶级美国人(较互赖的群体)往往偏爱较普通的笔。

但同样耐人寻味的,北海道大学心理学家山岸俊男(Toshio Yamagishi)和其同事,在作法大同小异的此类实验中请日本受测者挑笔,结果他们也挑颜色居多的那类笔,除非他们知道自己是最后挑笔的人。如果他们知道别人不会因为他们挑了那枝特殊的笔而无缘得到该笔,他们挑选该笔的机率就和美国人一样高。

换句话说,他们的个人主义是某种条件性的或顾及他人的个人主义。他们的确看重与众不同,但那不是他们唯一看重的事。但如果告知受测者挑了那枝独一无二的笔之后,别人就没机会得到该笔,美国人也会挑颜色居多的那类笔。他们预设的假设,乃是他们不必顾虑到他人。心理学家米娜.席勉(Mina Shimian)、朴熙珍(Heejung Park)、派翠西亚.格林费尔德(Patricia Greenfield)也已发现,许多日本母亲还继续与幼儿睡在一块(而非让孩子睡在另一个房间),即使这与现代生活相牴触亦然。

稻米文化的影响

这些矛盾是怎幺一回事?这个特别顽强的亚洲灵活自我来自何处?由我们对某些促成个人主义的因素所做的概述可看出,这没有答案。但有个线索存在于塔尔海姆的着作里,该着作阐明一如贸易和打猎会助长巨核自我,某些作物(尤其是稻米)的种植也助长灵活自我。

事实上,所有农业都助长灵活自我。但适用于整个农业的道理,在种稻一事上更为真切,因为稻子长在水田里。凡是游历过亚洲的人都见过稻农弯身在田里工作的情景,他们似乎一直弯着身。那是因为稻田,一如所有田地,需要犁地、除草、施肥,然后才能插秧。稻子成熟后,也一如许多作物,必须收割、乾燥、打穀。但种稻还需要靠人工将秧苗一个个从秧田移植到水稻田里,而为了让田里的水平均分布,水稻田必须保持水平,于是而有费心整治出的梯田。梯田的整地工程很费工夫,因为整个稻田的水位高低差不能超过五公分。此外,梯田往往经过精心设计,以使打入最上层稻田的水,会在精心设计的控制闸协助下,流入下方每一阶稻田,并在注满到正确水位后溢出,流入下一阶稻田。

建造和维护这一切所需的劳动力高得惊人。至于如今仍明显可见的亚洲工作伦理,是否与文化对种稻所需之高度强调劳动有关係,答案是「没错」。顺应客观环境来工作的互赖倾向,即不对抗地形,而是观察、塑造、调整客观环境,以使灌溉水依照其应有的方式自然流动,这也与此有关。事实上,由于种稻非常费工,整个种稻华南区的互赖性,比种小麦华北区要高出不少——小麦这种作物可由一家人或个人种植。诚如图表中所见,来自隔着长江相望的边界县的人,其感知测试成绩会因所属县分种稻或种小麦而有很大不同。由这张图表也可看出,大体来讲种稻与整体观照有很强的关联性,而且诚如圆圈的大小所示,离婚是个人主义指标之一。

个人主义的东亚弔诡Thomas Talhelm提供|

在现今可见于中国各地的星巴克咖啡店里,也可看到种稻与互赖性两者的密切关联。在某份调查中,塔尔海姆在数家店里把某些椅子摆成几乎挡住走道。诚如在照片里所见,椅子摆成这样颇叫人困扰,但他发现在华南广州市里,只有3%的中国顾客把椅子搬开以便通行。而叫人有点惊讶的,香港人也倾向于不移动这些椅子。曾受英国殖民统治的香港人长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两者的个人主义化影响,却只有4%的香港人搬开椅子。同样耐人寻味的,在迅速现代化的上海,不到2%的顾客这幺做。反之,在北京这个属于种麦文化圈的北方城市,却有整整两成的顾客搬开椅子,其中某些人这幺做时的姿态还颇为咄咄逼人。

这意味着华南人消极被动吗?不。但身为整体观照者,他们往往不把焦点摆在面前的东西(椅子)上,而是摆在如同水稻田的咖啡店这个整个场所上。此外,他们似乎自认为有点像水。要克服的难题是如何顺应地形来行事——如何走到柜台,然后从那里,拿着咖啡,离开店。

个人主义的东亚弔诡Thomas Talhelm提供|
汤玛斯・塔尔海姆在中国某家星巴克店里摆放椅子以测试顾客行为。
互赖性在其他地方持续存在

互赖性的持续存在,还有别的原因?没错。除了亚洲,还持续存在于别的地方?答对了。

以法国为例,一如许多拥有天主教传统的国家,其互赖程度即使不如大部分亚洲国家那幺高,往往仍比美国还高。于是,我们发现只有0.5%的法国学童被诊断出注意力不足/过动症,而有超过九%的美国学童被「发现」有注意力不足/过动症。这是因为美国精神科医生把这些症状视为孩童的酪梨大核所致,而法国的精神科医生则往往把同样的症状视为孩童所处环境所致。也就是说:

人权

互赖性的持续存在,不只造成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治疗方式差异,还造成人权观方面的差异。我们所认定重要的酪梨核或环境往往成为某症状的「起因」和因此需要治疗的东西,也往往成为我们希望其可以自由发展的东西。

例如,中国政府认为让其「大草原」(即其经济和社会)不受约束的尽情发展才是紧要,从而认为人民享有温饱生活的集体权利,才是他们的「人权」。这不是今日才有的看法。事实上,诚如哈佛汉学家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所阐明的,这个看法源于孟子。因此,照中国自己的看法,政府逮捕异议人士或镇压民众抗议并未侵犯人权,反倒是在维护人权,使其不受自我中心的个人损害——而且这幺做时往往出以非常灵活自我的作风。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家李静君(Ching Kwan Lee),耐人寻味的描述了中国政府官员对付锁定汙染或劳资或土地争议之类非关政治之问题的抗议者时,如何祭出不只涉及抗议者本人、还涉及他们家人的「冗长讨论」,且试图教他们认识他们的「权利」。这些权利不是不可分割、天经地义的个人权利,而是政府给予的权利(这些作为让人想起毛泽东时代所谓的「做群众工作」),因此官员好心解释:「如果照规则办事,不拘泥于法条,你能享有一些实用的权利。」他们也努力拉拢抗议人士,「有时贿赂他们或吸收他们当日后的线民」,同时他们也努力「维持某种程度的不稳定,因为只有存在抗议人士,他们才能更上层楼,要求更大笔经费或顺理成章升官。于是,官员在抗议人士协助下仕途得意」。

简而言之,这「不是让双方陷入明显水火不容、『支配抵抗』模式的零合游戏」,反倒是类似大草原的灵活体系,有许多错综複杂互动和模糊的界线。

反之,美国人认为让个人的酪梨核不受约束的发展、表达自我看法、决定自身命运,才是真正要紧的事,于是认为言论自由是人权,迁徙自由、集会自由等多种自由亦然。进一步认为这些个人权利至高无上,即使它们侵犯了政府所认为符合公益的事物时亦然。至于如何保护这些权利?则需採取强有力、毫不含糊、坚持对抗到底的立场。

相关书摘 ►东西文化差异新论:北海道人的行为比其他日本人更像美国人?

书籍介绍

本文摘录自《在行李提领处等候的女孩:东西文化差异新论》,远流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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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任璧莲(Gish Jen)
译者:黄中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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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主义的东亚弔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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